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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的聯系  

作者:admin    時間:2016-10-18


  中國的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具有發展的協同性、主體的重合性、內容的交叉性、法源的同一性、功能的互補性、性質的相近性、要求的共通性和目標的一致性,但在協商主體、具體指向、協商方式、協商廣度、協商頻度、制度建設等方面有明顯差異。
  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補充,相得益彰,不可分割。從聯系來看,至少包括以下八個方面。
  第一,發展的協同性。
  我國的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的發展歷程和脈絡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和相伴相生的,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和制度基礎。我國的政黨協商起始于兩次國共合作時期,稍早于政協協商。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政府實行的“三三制”,為后來新中國的政協協商作了理論與實踐上的準備和探索。1946年召開的舊政協,既是政黨協商的一次成功實踐,也是政協協商的前身。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及國外華僑的積極響應,開啟了協商建國新征程。1949年9月21日人民政協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和政協協商民主的誕生。新中國的成立,既是我國政黨協商的偉大成果,同時也是政協協商的偉大成果。此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政黨協商始終與政協協商相伴相生,共同發展進步。尤其是1989年《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15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的先后頒布,以及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加強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和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的下發,對推動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發展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具有標志性歷史意義。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是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七種形式中歷史最悠久、實踐經驗最豐富、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兩種形式。
  第二,主體的重合性。
  政黨協商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再加無黨派人士和工商聯。無黨派人士和工商聯雖然不屬于政黨,但是由于“無黨派人士是政治協商的重要組成部分,參加政黨協商”;“工商聯是具有統戰性的人民團體和商會組織,參加政黨協商”。人民政協“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臺灣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政協協商的主體包括上述所有參加人民政協的單位和個人,當然也包含了所有政黨協商的主體,因此兩者主體是有重合的。政黨協商主體與政協協商主體,是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
  第三,內容的交叉性。
  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先后印發的《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規定的4個方面的協商內容和《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規定的7個方面的協商內容,如果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政黨協商的內容規定得比政協協商的內容相對具體一些。無論是政黨協商規定的中共黨代會、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重要文件,還是憲法的修改建議、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等重要問題,都可以涵蓋在政協協商規定的“國家大政方針和地方的重要舉措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等內容之中。但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哪些要到政協協商,由各地黨委自行掌握。如中共浙江省委每次全會重大決策事先既通過政黨協商又舉行政協協商。全省經濟工作會議重大決策則只進行政黨協商,不進行政協協商。中央目前也是如此。如2015年中共中央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前,全國政協即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對中央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重大決策進行協商討論、建言獻策。中共中央同時召開征求意見座談會,與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人士和全國工商聯舉行政黨協商。中央每年經濟工作會議前均要進行政黨協商,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人士和全國工商聯的意見建議。全國政協事先也安排有關的協商活動,在中共中央全會召開后全國政協立即召開常委會議進行傳達學習和協商建言,會上邀請中共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到會介紹全會情況。
  第四,法源的同一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的共同制度來源。此制度于1993年3月正式載入我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從而進一步為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提供了法理依據。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基礎和憲法保障,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將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尤其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今天,更是寸步難行。我們說,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同根同源,這條“根”、這個“源”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來源于這個制度的賦權,同時反過來,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又賦予該制度以活力,是推動其不斷發展進步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
  第五,功能的互補性。
  加強政黨協商,“有利于擴大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有序政治參與、暢通意見表達渠道,有利于增進政治共識、廣泛凝心聚力,有利于促進科學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政協協商,“有利于廣納群言、廣謀良策、廣聚共識,有利于促進黨和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利于更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有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兩者表述相近,功能互補。這種互補性體現在,對于執政黨而言,意味著聽取意見建議的渠道更多,群眾參與面更廣,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更有保障;對于參政黨來講,意味著反映情況信息、提出意見建議的機會更多,渠道更暢通,參政黨功能作用發揮更明顯。應該說,兩個渠道比一個渠道好,兩種形式比一種形式好。
  第六,性質的相近性。
  政黨協商與政協協商,本質上都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都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實踐形式,是我國政治協商的兩種基本方式。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七種形式中,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的性質最相似、最接近。
  第七,要求的共通性。
  無論是政黨協商,還是政協協商,都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加強協商民主建設,必須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面的領導核心作用,把握正確方向,形成強大合力,確保有序高效開展。”必須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切實將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不允許以通報代替協商,“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否則協商就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必須堅持處理好一致性與多樣性的關系,重點是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關鍵是堅持求同存異,做到民主協商、平等議事,體諒包容、增進共識,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美同心圓。必須把加強協商能力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重視,努力提高協商水平和實際成效。
  第八,目標的一致性。
  開展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的基本前提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存在一個共同政治基礎,這就是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事業、共同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推進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其目標就是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更好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郭峻
本文刊登于《中國政協》2016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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